姚远：全球金融办理的内涵张力：等级结构下的网络化办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金融办理关于保护世界金融次序安稳具有重要意义。世界金融系统的等级结构和世界金融的网络化办理之间的潜在抵触构成了全球金融办理的内涵张力。在世界金融系统的等级结构下，国家之间的威望联络、功用和利益分解以及金融权利的不对称分配是构成中心和外围国家间抵触的潜在要素。在网络化办理中，网络成员在洽谈进程中的对等联络和依据软法的办理办法使这一办理机制具有“去等级化”的特征。等级结构首要经过两种机制效果于世界金融的网络化办理以完结二者间的张力谐和。榜首种机制是办理网络之间的横向竞赛。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的功用和利益分解使二者倾向于参加由同类国家组成的办理网络，从而导致网络之间的规范竞赛和全球金融办理系统的碎片化。第二种机制体现在办理网络间的纵向分工中。中心区国家在等级结构中具有的结构性优势使其在全球金融办理中的议程设置、规范拟定和监督三种功用网络中均占有主导方位。我国作为世界金融系统内最重要的外围国家，需求在活跃参加区域性金融建制的一起坚持与兴旺经济体的严密协作，进步本身在不同办理阶段的影响力。

　　【作者简介】姚远，南京大学政府办理学院2016级硕士研讨生（南京邮编：210023）

　　全球金融安稳的公共物品特点意味着其有用供应需求凭借世界协作，全球金融办理的主旨之一便是经过跨国监管协作保护世界金融系统的安稳。依据联合国全球办理委员会的界说，全球办理是“人与准则、公共安排与私家办理公共业务的许多办法的总和”。[1]详细到世界金融范畴，全球办理包括不同的办理主体、办理客体和办理办法。从办理主体看，全球金融办理触及国家、世界安排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从办理客体看，办理的内容触及具有跨国影响的全球钱银业务和金融活动。从办理办法看，办理机制可分为超国家式（supra-nationalism）办理、等级办理和网络化办理（networkedgovernance）。[2]

　　学界对全球办理的研讨多重视办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办理办法的“去等级化”，以将其与传统的政府办理进行差异。例如，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以为，办理只要被多数人承受才会收效，不然它就不该存在。[3]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Slaughter）把由各国对等的政府单元构成的跨政府网络（government networks）视为了解“世界新次序”的重要内容。[4]自布雷顿森林系统崩溃以来，全球金融办理的准则化水平全体呈下降趋势。榜首，全球金融办理的法令化程度下降，国家对布雷顿森林安排的“授权”下降，依据非正式规矩的世界金融协作敏捷添加并成为全球金融办理的首要办法。第二，全球金融办理系统的碎片化程度上升，不同的国家、越来越多的议题散布在不同的准则结构中。第三，全球金融办理的“去政治化”程度上升，非国家行为体及其构成的网络在全球金融办理中的影响力上升，一起，办理议题愈趋向技能性的方向开展。在金融全球化的布景下，以布雷顿森林安排为代表的超国家式的办理赤字问题日益凸显，具有非正式性和弱等级性特征的网络化办理正敏捷开展，添补全球金融办理的线]办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办理机制的“去等级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全球金融办理中变得无关宏旨。一方面，国家仍然是调理商场失灵的主体，商场危机往往会导致政府规制的添加。例如，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办理系统呈现出必定的“再政治化”趋向。[6]另一方面，在世界金融范畴，权利的流散是一个渐进的进程而非既成事实。当时世界金融系统中的权利分配并不平衡，少量国家的主导仍然是当时系统的重要特征。此外，全球金融安稳虽归于公共物品，但各国在其完结途径及其触及的分配问题上存在潜在的抵触。不对称的权利结构和国家间的利益抵触使全球金融办理系统远非网络化办理表现出的那般谐和。在世界金融系统中，具有“高政治”特征的权利、利益结构与具有“弱政治化”“去等级化”特征的网络化办理机制之间的潜在抵触构成了全球金融办理的内涵张力。本文旨在剖析这一张力的原因，并解说权利和利益结构怎么效果于全球金融办理以完结张力的谐和。

　　全球金融办理机制是办理主体参加办理的途径和办法，对办理机制的不同解说事实上代表了了解全球金融办理的不同逻辑。世界联络学界的机制研讨存在依据权利、利益和常识的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途径。

　　[7]详细到世界金融范畴，既有研讨首要从权利、利益和网络三个维度了解全球金融办理。（一）依据权利的解说

　　依据权利的研讨着重世界金融系统中的权利分配对办理成果的影响，此类研讨存在两种解说途径。榜首种途径以霸权安稳论为代表，以为世界经济次序归于公共物品，霸权国的存在是其得以树立和坚持的必要条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CharlesKindleberger）指出，安稳的世界金融次序正是需求霸权国供应的公共物品之一。[8]这一解说途径的缺少之处在于依据公共物品理论的解说默认了国家偏好的同质性。可是，当时全球金融办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并非是团体举动的窘境，而是国家间的偏好差异。对兴旺国家而言，既有的世界金融系统不存在大的缺点，全球金融办理的首要内容是经过金融监管协刁难系统进行修补。对开展我国家而言，当时的系统存在过度依靠单一主权钱银、办理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而全球金融办理的首要内容是经过推进办理结构的变革完善既有的世界金融系统。即便在兴旺国家和开展我国家内部，各国的偏好也未必一起。因而，霸权安稳论在详细的办理议题中的解说力有限。

　　第二种解说途径供认国家偏好之间的潜在抵触性和准则的非中立性，以为全球金融办理的进程和成果受大国主导。丹尼尔·德雷兹内（

　　Daniel W. Drezner）以为，大国的国内商场规划为其带来商场权利和强制性权利，使其在世界金融监管和谐中享有优势。[9]贝斯·西蒙斯（Beth A. Simmons）指出，美国在世界金融范畴的霸权方位使其可以以单边主义的办法将其偏好的金融监管规矩施加于其他国家，并依据其他国家的回应挑选终究的金融监管和谐办法。[10]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L. Newman）和埃利奥特·波斯纳（Elliot Posner）提出，国家在世界金融监管范畴的权利源自不对称的经济彼此依靠，权利的巨细由国家的商场规划、商场规划（market scope）和统辖鸿沟（jurisdictionalboundaries）决议，权利的分配刻画了国家间的互动办法。[11]该解说途径虽涵盖了国家的权利和偏好两种要素，但对国家偏好的详细内涵和来历重视缺少。此外，依据权利的解说首要适用于国家间的权利分配不对称的情况，难以解说国家间权利适当这一情境下的世界金融协作。

　　依据利益的研讨存在功用主义途径和再分配途径两种解说类型。功用主义途径从经济功率和全体福利的视点了解世界金融协作，以为全球金融办理是国家完结一起利益的途径。例如，伊桑·卡普斯坦（

　　Ethan B. Kapstein）在研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银行监管协作时指出，世界金融监管和谐缘于金融全球化年代的国家具有关于系统性危险的共有常识（consensualknowledge）和下降这一危险的一起需求。[13]该解说途径同霸权安稳论相同，重视全球金融办理中的公共物品问题。差异在于前者更重视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后者更重视公共物品的供应。这一途径的缺点在于其轻视了国家间利益的抵触性。事实上，世界金融范畴的许多准则安排并非是对原有准则的帕累托改善（Paretoimprovement），而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再分配途径对国家的利益进行了更详尽的研讨，以为全球金融办理触及国内和世界层次的利益再分配。托马斯·奥特利（

　　Thomas Oatley）和罗伯特·纳伯斯（Robert Nabors）提出，政府的金融监管方针遭到国内金融部分和社会公众的影响。二者间的利益抵触使政府在拟定方针时面对政治窘境，世界金融监管和谐是政府在不打破国内利益分配格式的情况下向国外金融部分搬运本钱的途径。[14]戴维·辛格（David A. Singer）指出，国内金融监管部分的首要方针是保护本身的独立性，为此，其在拟定监管方针时需求在保护国内金融安稳和坚持本国金融竞赛力二者间进行权衡。当二者中的某一个遭到冲击时，金融监管部分对世界监管和谐的需求会添加。[15]该解说途径的优势在于对国家利益的国内本源进行了解说，其与依据权利的解说互补，二者结合有助于为全球金融办理的进程和成果供应更完好的解说。（三）依据网络化办理的解说

　　网络化办理是一种依据网络的办理办法。网络是在行为体重复、继续的互动中构成的办理结构，其间不存在施行裁定和处理争端的威望。

　　[16]与超国家式办理和等级办理比较，世界政治中的网络化办理具有“非正式性”的特征。其一般不具有严密的安排规章和正式的投票准则，成员以洽谈的办法达到一起，成员的方位更为对等。因为网络化办理中不存在正式的“授权”，成员间达到的协议不具有严厉的法令束缚力。从参加主体看，网络化办理中的主体更为多元，存在由政府安排、私家部分等同类主体构成的不同网络，也存在由上述不同主体一起构成的杂乱网络。从成员间的联络看，网络化办理有助于在长时间互动中培育成员间的互利和信赖联络，[17]平缓由成员所属国之间的权利、利益博弈带来的抵触。在世界金融范畴，网络化办理并非是新现象。二战前，公私混合（

　　public-private）网络和私家网络是世界金融协作的常见办法。战后，由布雷顿森林安排主导的超国家式办理代替了网络化办理，成为全球金融办理的首要办法。布雷顿森林系统崩溃后，跟着各国经济彼此依靠的加深，网络化办理的重要性再度凸显。[18]在当时的世界金融系统中，以政府安排为成员的跨政府网络是全球金融办理的主导力气，详细包括以G7、G20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国家集团和以巴塞尔委员会、世界证监会安排（IOSCO）等为代表的世界规范拟定实体。在金融全球化的布景下，私家网络的数目和重要性在上升，并开端参加由跨政府网络主导的世界金融监管和谐。例如，世界金融协会（IIF）和三十人小组（G30）经过与巴塞尔委员会的互动，在《巴塞尔协议Ⅱ》的拟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效果。[19]此外，不同网络间的继续互动可构成“网络的网络”（network ofnetworks），详细包括金融安稳理事会（FSB）、联合论坛（Joint Forum）等。现在，不同类型的办理网络已成为全球金融办理中沟通信息、设置议程、树立一起和拟定规范的首要场所。依据网络化办理的研讨重视网络中的信息沟通和彼此学习带来的成员间观念、利益趋同，并以此解说世界金融协作。但其难以解说全球金融办理中呈现的机制复合体（

　　regime complex），[20]即规矩堆叠但不一起的多种机制共存的现象。此外，该解说途径对网络成员间的抵触和不同网络间的互动重视缺少。尽管网络化办理有助于推进相等洽谈，但国家间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是影响网络内部的成员联络和网络间互动的重要要素。因而，有必要把网络化办理置于世界金融系统的权利和利益结构中进行调查。

　　依据权利、利益和网络化办理的研讨别离从不同的维度了解全球金融办理，三者间的联络并非是理论上的敌对，而是互补和分工。前两种研讨途径更重视世界金融协作的结构性动因，后者则旨在剖析全球金融办理的协作办法。因而，三种研讨途径存在融合的空间。

　　跨政府网络是当时全球金融办理的首要机制，其以非等级制的办法将不同国家的政府安排安排起来进行洽谈。但办理办法的“去等级化”并不代表网络中成员联络的对等和成员偏好的趋同，世界金融系统中的权利、利益结构是了解网络内部的成员互动和网络间互动的要害。结构可由系统内单元之间的摆放准则、功用差异和才能分配界定，

　　[21]据此，世界金融系统的结构更挨近等级制而非无政府状态。[22]（一）世界金融系统中的联络型威望

　　从单元间的摆放准则看，世界金融系统的等级结构体现在国家间的威望联络中。戴维·莱克（

　　David Lake）差异了法令型威望和联络型威望两种威望联络，在前者中，威望源自正式的法令结构；在后者中，威望源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买卖或讨价还价。[23]详细到世界金融范畴，首要的国家之间虽不存在依据法令的等级联络，但国家间的威望联络具有买卖的性质，归于联络型威望。自布雷顿森林系统树立以来，世界金融系统即处于一种动态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外围国家经过轻视汇率、金融按捺等出口导向型开展战略堆会集心区国家的短期债务，中心区国家则经过本身兴旺的国内金融系统向外围国家供应长时间信贷。

　　[24]值得注意的是，中心和外围国家的差异并非是简略的二分法，而应以接连的视角界定国家在“中心—外围”结构中的方位。该结构下的威望联络体现为，外围国家的部分经济方针威望被搬运给了中心区国家，使其具有了影响外围国家经济方针的单向的权利。在布雷顿森林系统时期，美国是世界金融系统内仅有的中心区国家。以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代表的外围国家经过将辅币汇率钉住美元，部分地将本国的钱银方针自主性移交给了美国。美国则需向外围国家供应敞开的商场，并经过审慎的钱银方针坚持全球价格水平的安稳。布雷顿森林系统崩溃后，欧洲和日本相继经过经济开展转型进入中心区，但在适当一段时期内并未呈现新的外围国家。进入

　　20世纪90年代后，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式商场国家生长为系统内的首要外围国家。直至这一阶段，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的等级联络并未呈现实质的改变。外围国家经过堆集世界储藏交流源自中心区的直接出资以支撑本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添加，二者之间构成隐性的契约联络。[25]在此联络中，外围国家坚持辅币轻视的方针仍以部分献身本国钱银方针的自主性为价值。（二）国家间的功用和利益分解

　　世界金融系统的等级结构导致中心区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功用和利益分解。在中心和外围国家的隐性契约联络中，交流源自二者国内金融系统的结构性差异。中心区国家具有兴旺的国内金融商场和安稳的对外出资需求，外围国家则存在较低的劳作本钱、国内金融按捺和对长时间本钱的需求。因而，中心区国家在金融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外围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从而构成了中心区国家进口制造业产品，外围国家进口金融服务的世界分工形状。

　　[26]世界分工加强了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的彼此依靠。现在，中美两国别离为外围国家和中心区国家的代表。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的国内金融结构差异与世界分工构成二者间的利益分解。关于中心区国家而言，其在金融业方面的比较优势缘于国内的金融深度开展，金融全球化有助于其从敞开的全球金融商场中攫取利益。对外围国家而言，出口导向型经济添加依靠国内的金融按捺，金融全球化则会打破其开展办法。

　　[27]相同，二者在世界金融监管和谐方面也存在利益分解。对中心区国家而言，金融监管和谐有助于进步本钱商场的运转功率、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竞赛力。对外围国家而言，金融监管和谐则易加重金融不安稳、带来国内调整本钱。[28]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布景下，“逐底竞赛”必定程度上下降了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的国内金融结构和方针差异，但金融全球化对国家施加的方针趋同压力是微弱却有限的（strong but narrow）的，国家在许多详细的经济议题范畴仍有较高的自主性。[29]因而，“中心—外围”结构下的利益分解格式仍具有必定的安稳性。[30]综上所述，国家的金融利益存在国内准则根底并会刻画国家在世界金融协作中的偏好，“中心—外围”结构中的利益分解是世界金融系统的重要特征。依据此，网络化办理办法并不能真实消弭国家间的利益差异。在存在利益抵触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办理的进程和成果遭到成员间权利分配的影响。

　　Michael Barnett）和雷蒙·杜瓦尔（Raymond Duvall）依据权利借以运作的社会联络和权利施加影响的办法两个维度，把世界政治中的权利分为结构性权利、强制性权利、准则性权利和出产性权利四类。[31]据此分类，可在世界金融系统的等级结构中辨认出不同类型的权利分配。世界金融系统的“中心—外围”结构赋予了中心区国家结构性金融权利。望文生义，该权利缘于中心区国家在世界金融系统等级结构中的主导方位，详细表现为中心区国家具有高度兴旺、敞开的金融商场和世界化的钱银。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将该权利界说为操控世界信贷供应的才能。[32]结构性金融权利为国家带来经济上的自主性和影响力。自主性体现为结构性金融权利带来的融资便当使国家具有坚持世界收支赤字的才能。影响力表现为一国的经济方针具有激烈的世界外部性。美国作为最重要的中心区国家，其钱银方针具有高度自主性并触动着全球金融商场的神经。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指出，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继续扩展的利差是全球宏观经济长时间不安稳的本源。[33]现在，从金融商场的规划、深度和钱银的世界化程度看，世界金融系统中的结构性权利首要会集在美国和欧洲。从美欧之间的结构性金融权利比照来看，美国具有显着的优势。[34]结构性权利不只存在物质维度，还存在观念维度，即结构不只会影响国家间的物质实力分配，也会刻画国家的自我认知和片面利益（

　　subjectiveinterests）。从这层意义上看，结构性权利与出产性权利存在重合，二者均具有建构功用。[35]中心区国家在金融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其具有刻画世界金融规范的专业常识和才能。有学者指出，60年代开端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具有深入的国内准则根底，其实质是美国金融办法的全球化。[36]外围国家相对落后的金融开展水平则使其缺少刻画世界金融规范的准则根底。“中心—外围”结构中的世界分工赋予外围国家联络性金融权利（

　　relationalfinancial power），[37]其归于强制性权利的范畴。该权利详细表现为外围国家经过出口导向型开展办法堆集的巨额外汇储藏及由此带来的债务国方位。联络性金融权利相同可为国家带来经济上的自主性和影响力。作为世界收支盈利国，外围国家堆集的外汇储藏有助于进步其面对经济冲击时的方针自主性，自主性在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的分散使世界金融系统内的一起更难达到。[38]债务国方位则使外围国家具有了对外投射影响力的才能。值得注意的是，债务国的联络性金融权利的巨细受债务国与债务国之间彼此依靠水平的影响。因而，在面对像美国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时，外围国家的联络性金融权利是有限的。现在，世界金融系统内的联络性金融权利首要会集在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式商场国家中。“中心—外围”结构相同会影响世界金融系统内的准则性权利的分配。准则性权利指国家经过世界准则中的决议计划规矩、权责分配等准则安排施加影响的才能。在以布雷顿森林安排为代表的正式世界金融准则中，中心区国家在准则性权利的分配上具有独占优势。在网络化办理中，协作的“去等级化”和非正式性使外围国家具有更对等的洽谈方位，但网络化办理并不能消除成员国在其他维度上的权利差异。因而，国家间的等级联络仍然可以影响全球金融办理的进程和成果。

　　布雷顿森林系统崩溃后，网络化办理的效果日益添加。一方面，兴旺国家越发倾向经过

　　G7这样的非正式、小规划的办理网络进行方针洽谈。另一方面，日益杂乱的跨国金融活动催生出世界金融规范拟定和世界金融监管和谐等多种依据网络化办理的全球金融办理实践。网络化办理的盛行缘于正式的世界安排在供应公共产品或沙龙产品时的迟滞、失效，

　　[39]网络化办理的非正式性有助于更高效地凝合成员以一起应对应战。“去等级化”的办理结构可以按捺成员间的权利差异对办理成果的影响。成员在办理网络中继续、对等的互动则有助于推进成员间利益的趋同。[40]因而，网络化办理具有削弱成员间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分解的影响的功用。一般来说，国家间的偏好不合与权利失衡越显着，世界协作越需求经过集权化的办法来坚持，办理结构也越或许具有等级制的特征。[41]世界金融的网络化办理与世界金融系统的等级结构之间的对立联络构成了全球金融办理的内涵张力，了解这一张力是了解全球金融办理的要害。现在，世界金融系统内存在很多的办理网络，它们之间的联络并非互利、对等。国家间的权利、利益结构正是经过干涉办理网络之间的联络谐和了等级结构和网络化办理之间的张力。详细而言，国家间的利益分解导致办理网络之间的横向竞赛，国家间的权利结构则经过效果于办理网络之间的纵向分工影响办理的进程和成果。

　　[42]碎片化的办理格式为国家间的利益结构供应了效果空间，推进构成了多个办理网络横向竞赛的局势。办理网络间的横向竞赛详细表现在两个方面。榜首，

　　国家在不同办理网络中的集聚性散布。在利益分解的格式下，具有类似的身份和利益的国家更易组成具有必定排他性的办理网络。现在，世界金融系统内重要的办理网络中存在依据“中心—外围”结构的集聚现象，即中心和外围国家首要集聚在与其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国家组成的办理网络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旺国家为了躲避布雷顿森林安排中意见一起传统的束缚，更加喜爱经过G7、G10和巴塞尔委员会等成员同质性较高的办理网络进行协作。[43]以新式商场国家和开展我国家为成员的G24、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以及金砖国家机制等办理网络则成为外围国家发声的重要场所。而像G20这样更具容纳性的办理网络远非铁板一块，从中可以差异出G7、金砖国家和中等强国协作体（MIKTA）三个成员同质性更高的次级集团。[44]国家在不同办理网络中的集聚性散布一方面添加了办理网络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则使中心与外围国家间的利益分解上升为办理网络间的利益分解。第二，

　　办理网络间的规范竞赛。规范是由权利和责任界定的行为准则，是辨认机制改变和机制间差异的首要方针。[45]全球金融办理网络间的规范竞赛在20世纪90年代后更加显着。亚洲金融危机迸发后，G7国家将原因归咎于不良的国内金融监管，开端寻求将开展我国家的金融监管规范进步至兴旺国家的水平。[46]尔后，G7国家着手谋划金融范畴的规范规范和“最佳实践”，并活跃推进这方面的世界协作。与兴旺国家对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式解读不同，新式商场国家将缺少监管的全球金融商场视为危机的首要本源，因而寻求在区域层次树立钱银交换网络以进步本身抵挡外部冲击的才能。在此布景下，以新式商场国家为成员的区域性办理网络的数量和活跃度开端上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新式商场国家间的世界金融安全网建造协作的深化和新式商场国家变革世界金融系统志愿的加强，都进一步反映出外围国家与中心区国家间规范主张的差异。办理网络间的横向竞赛添加了全球金融办理的难度。一方面，它束缚了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无助于构成一致的多边办理网络。以亚太区域的办理实践为例，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亚洲钱银基金（

　　AMF）建议和马尼拉结构（Manila FrameworkGroup）均因无法谐和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规范抵触而失利。[47]另一方面，横向竞赛有加重全球金融办理中的规范抵触的危险。世界金融危机迸发后，“盎格鲁—撒克逊”金融办法的合法性下降，以新式商场国家为首要成员的区域、跨区域金融办理网络的影响力上升，规范竞赛的烈度添加。一起，G7内部的观念不合在凸显，欧洲大陆国家不满于美英在世界金融规范拟定中的分配方位，流露出创建区域性金融监管协作机制的目的。[48]在后危机年代的办理“去中心”化趋势中，将办理网络间的规范竞赛操控在良性范畴离不开中心、外围国家间的协作。（二）办理网络间的纵向分工

　　全球金融办理触及多个办理网络间的功用性互动，利益分解导致的横向竞赛缺少以解说办理的进程和成果。从进程的视点看，全球金融办理实践是经过不同办理网络间的笔直联络完结的，详细表现为办理网络间的纵向分工。

　　[49]依据功用的不同，可将办理进程触及的办理网络分为三类功用实体。榜首，议程设置实体。议程设置实体是以各国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为参加主体的跨政府网络，如

　　G7、G20等国家集团。此类实体是各国进行问题洽谈和达到方针一起的首要场所，它扮演着“辅导委员会”和“危机应对委员会”的人物。作为“辅导委员会”，它担任设定监管议程、和谐不同监管实体的活动。作为危机应对实体，它是在危机时期促进团体举动的场所。议程设置网络具有三种权利。首先是策划权（power ofinstigation）。它可在全球金融办理中主张建议和设置广泛的议程，为更详细的、技能性的协作奠定根底。其次是同意权（power of endorsement）。它可经过同意详细范畴中监管实体的研讨成果和技能陈述添加监管实体的威望性。再次是否决权（power of veto）。其可决议特定的议题能否进入洽谈进程。[50]第二，规范拟定实体。此类实体首要是由各国的金融监管安排组成的办理网络。比较议程设置网络，规范拟定网络中的协作具有技能性强和“去政治化”的特征。此类实体以软法的办法树立相关范畴的金融规范，网络内的重要成员经过带头恪守规范的办法构成典范效应和同侪压力，促进其他成员恪守规范。规范拟定网络散布于银行、证券、稳妥和反洗钱等多个监管范畴，不同监管范畴间的规范和谐首要由联合论坛和

　　FSB担任。私家安排具有官方安排缺少的技能威望，因而可以经过与金融监管部分和规范拟定实体的互动影响世界金融规范的拟定。[51]但私家安排在全球金融办理中的“规制抓获”才能不该被高估，其在规范拟定进程中的广泛参加并不总能转化为影响力，官方监管安排在与私家安排的互动中具有较高的自主性。[52]第三，监督实体。全球金融办理中的监督有授权监督和非授权监督之分。

　　IMF和世界银行是全球金融办理中的首要授权监督实体，二者首要经过金融部分评价规划（FSAP）和《关于恪守规范和守则的陈述》（ROSC）对有关国家恪守世界金融规范的情况进行评价。现在，由规范拟定网络施行的非授权监督正成为一种新式的监督机制，不同网络中的监督办法不尽相同。例如，反洗钱范畴的金融举动特别工作组（FATF）经过严厉的同行评议监督成员国履行其主张的开展，IOSCO则依据成员国签署的多边监理协作备忘录（MMOU）对成员国的规范施行情况进行监督。[53]此类监督虽树立在非正式协作的根底上，但完结了软法与强制性责任的结合，为依据规范拟定网络的监督机制的开展供应了先例。议程设置、规范拟定和监督施行三个阶段一起构成全球金融办理的根本流程，决议办理的走向和成果。三类办理网络间的纵向分工添加了三者间的彼此依靠，也为世界金融系统内的权利结构供应了效果空间。

　　世界金融系统内的权利结构经过干涉议程设置、规范拟定和监督施行三个办理阶段影响办理的进程和成果。议程设置决议办理的方针和方向，是产生规范竞赛的首要阶段。国家的议程设置才能取决于其刻画世界金融规范的才能，后者与国家的结构性金融权利密切相关。中心区国家的结构性金融权利优势赋予其主导的办理网络在世界金融规范刻画方面的优势，从而使其在议程设置阶段占有主导方位。事实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办理的鼓起正是由兴旺国家推进的。有学者比较了1999年至2007年G7和G24在首要的世界金融议题范畴的议程设置才能后以为，G7在其关心范畴的议程设置上具有显着的优势。[54]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尽管对中心区国家建议的金融规范的合法性构成了冲击，但并未影响其议程设置才能，危机后的金融监办理念更新和监管变革仍由中心区国家主导。[55]在规范拟定阶段，中心区国家的优势来历于其在议程设置阶段的主导方位和成熟的国内金融商场为其带来的规制才能。一方面，中心区国家主导的议程设置实体的策划权、同意权和否决权可以直接影响规范拟定实体的构成和方针。另一方面，结构性金融权利倚赖的内部准则根底使中心区国家及其主导的办理网络在世界金融规范拟定范畴更具专业性和影响力。比较之下，外围国家具有的联络性金融权利优势为其带来的更多是自主性而非影响力。

　　在监督施行阶段，准则上，规范的施行和监督不具强制性，且只适用于参加规范拟定的国家，但中心区国家具有的结构性优势使其可经过四种机制推进规范向外围国家分散。榜首，商场机制。中心区国家的国内商场具有“系统重要性”，可以主动促进规范的分散。第二，强制机制。中心区国家可经过商场准入束缚和制裁要挟向不协作的国家施压，取得事实上的治外监管权。第三，正式部分束缚机制。中心区国家可利用其在布雷顿森林安排中的准则性权利推进规范的施行和监督。

　　[56]第四，“编配”（orchestration）机制。“编配”是一种依据软法和非直接操控的办理办法，表现为世界安排经过向中心安排（一般为非政府安排）供应物质和常识支撑以间接地影响方针受众。它逆转了国家和世界安排之间的托付署理联络，使世界安排可以绕开国家这一介质而直接影响国内的方针受众或是使国家本身成为方针受众。在全球金融办理系统中，中心区国家及其组成的办理网络在金融资源和常识上具有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其经过“编配”机制推进金融规范的分散。[57]总归，等级结构下的利益分解导致中心和外围国家主导的办理网络之间的规范竞赛，权利失衡则构成二者在议程设置、规范拟定和监督施行三个办理阶段的方位不对等。因而，网络化办理的盛行并未带来一个互利、相等的全球金融办理结构。

　　变革敞开以来，我国融入全球出产分工和世界金融系统的程度不断加深。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榜首大出口国、世界最大的外汇储藏国和美国最大的债务国，我国的金融交际也遭到世界注目。作为世界金融系统内最具代表性的外围国家，我国参加全球金融办理的战略应被置于“中心—外围”结构下的利益分解和权利分配格式中调查。

　　从利益分解的视点看，我国在参加全球金融办理的进程中存在与兴旺国家的规范竞赛。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将不受束缚的金融自由化和单一主权钱银主导下的世界钱银系统视为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与兴旺国家依据内部准则要素的解说天壤之别。这种差异使我国的利益难以经过兴旺国家主导的办理网络得到充沛表达，因而我国开端经过推进区域性金融协作拓展本身参加全球金融办理的途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在中美间经济实力距离缩小、世界金融范畴规范碎片化以及全球金融办理中区域主义复苏的布景下，我国以更活跃有为的姿势参加区域性和跨区域的世界金融协作。[58]具有较高的成员同质性的区域性和跨区域办理网络为我国和其他外围国家供应了更有用的利益表达和规范刻画途径。例如，在依据“10+3”结构的清迈建议中，多边钱银交换安排与IMF借款条件的逐渐脱钩既契合外围国家的利益，又反映出外围国家的规范建构才能的进步。相同，依据金砖国家协作机制的辅币结算协作也契合我国推进世界钱银系统多元化的诉求。规范竞赛有别于规范互斥，我国愈趋活跃的金融交际并非旨在应战和推翻既有的全球金融办理系统。一方面，等级结构下中心区国家和外围国家间的彼此依靠意味着我国是世界金融系统中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因而，我国在全球金融办理中的参加实践仍以保护既有系统的安稳为条件。例如，我国在区域和跨区域层次推进的清迈建议多边化和金砖国家应急储藏安排有助于进步东亚区域和金砖国家应对金融危险的才能，推进了世界金融安全网的建造。相同，我国主导或推进树立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为添补开展融资的需求缺口发挥了重要效果。另一方面，从等级结构下的权利分配来看，外围国家并不具有推进议程设置和刻画世界金融规范的优势，更遑论树立代替性的全球金融办理系统。因而，我国的金融交际旨在推进树立更合理的全球金融办理结构而非重整旗鼓。

　　与中心区国家主导的沙龙式的办理不同，我国参加全球金融办理的首要办法是向世界供应新式世界公共产品，推进建造敞开型世界经济。依据构建人类命运一起体的理念，我国的金融交际为全球金融办理结构的开展和完善供应了我国计划。有别于首要由兴旺国家组成的关闭、排他的世界金融办理网络，我国主导创建的亚投行和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议虽立足于推进区域开展，但均是树立在相等、互利、容纳和自愿根底之上的多边协作机制。这反映出我国的务实、敞开和容纳的全球办理理念，并为具有偏好差异的中心区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协作办理供应了渠道。在当时兴旺国家内“逆全球化”思潮昂首和世界经济“南升北降”的趋势下，我国建议的具有容纳性的南北协作办理途径是推进“新式全球化”的有利测验，其有助于整合碎片化的世界经济协作，为全球经济办理的开展供应新的或许。

　　一起需求注意到，跟着我国金融实力的添加，我国在美元系统中面对的危险也在添加，这进一步增强了我国参加世界金融系统变革的志愿。但是，现在我国的金融实力转化为全球金融办理中的议程设置和规范拟定才能的功率仍有待进步，兴旺国家在议程设置、规范拟定和监督施行三个办理阶段仍具有结构性优势。因而，我国在参加区域性世界金融建制的一起不能忽视与兴旺国家及其主导的世界金融办理网络的协作。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迸发后，我国活跃推进布雷顿森林安排的变革，完结了本身在世界金融系统内的准则性权利的进步，并与G7国家协作推进G20成为全球经济办理的首要渠道，创始了兴旺国家与开展我国家协作办理的新机制。此外，我国还加入了巴塞尔委员会、支授予商场设备委员会等兴旺国家主导的规范拟定网络，有用进步了本身在世界金融规范拟定范畴的参加度。在后危机年代，我国的金融交际需求统筹在区域性世界金融建制中的投入和与兴旺国家的协作，进步本身在全球金融办理的各个阶段的影响力，以推进世界金融系统的变革。

　　束语全球金融安稳的公共产品特点意味着其有用供应需求凭借世界协作，全球金融办理的主旨之一便是经过跨国监管协作保护世界金融系统的安稳。因为世界金融系统存在着“中心—外围”的等级结构，国家之间的威望联络、功用和利益分解以及金融权利的不对称分配构成了中心和外围国家间的抵触，使得跨国监管协作困难重重。但是，全球金融办理又存在着网络化特征，网络成员在洽谈进程中的对等联络和依据软法的办理办法又使得办理机制呈现“去等级化”的特征。我国作为世界金融系统内最重要的外围国家，需求谐和其间错综杂乱的对立，在活跃参加区域性金融建制的一起坚持与兴旺经济体的严密协作，进步本身在全球金融办理中的影响力。

　　[美]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办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4]

　　超国家式办理与网络化办理均具有团体决议计划的性质，二者的差异在于是否包括成员的“授权”。超国家式办理是国家把部分威望让渡给一起体或世界安排的办理机制，“授权”一般树立在对国家具有正式束缚力的世界协议的根底上，具有代表性的安排为布雷顿森林安排。而网络化办理不包括成员的“授权”，办理网络对成员的束缚力首要来自典范力气、压服以及同行压力等，具有代表性的办理网络有G7、G20等树立在定时洽谈根底上的协作。[6]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惨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页。[9]

　　刘宏松、徐悦：《金融危机下跨大西洋金融监管和谐的政治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134页。[13]

　　[美]肯尼思·华尔兹：《世界政办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34页。[22]

　　尽管世界金融系统内存在国家、世界安排和非国家行为体等多种互动单元，但国家仍然是最首要的行为体。因而，本文将国家视为世界金融系统中的首要单元。[23]

　　徐建炜、姚洋：《世界分工新形状、金融商场开展与全球失衡》，《世界经济》2010年第3期，第3—30页。[27]

　　值得注意的是，“中心—外围”结构的动态性需求咱们以开展的眼光看待结构中的国家。例如，作为最大的外围国家，我国的金融变革敞开已有用缓解了国内金融按捺并得到了世界认可。但现在兴旺国家和新式商场国家在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结构等方面的显着差异意味着“中心—外围”结构仍是剖析世界金融系统的有用东西。[28]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金融结构差异和国家间的利益分解不只存在于中心和外围国家的联络中。即便在对金融全球化具有一起偏好的中心区国家内部，也会存在由准则差异带来的利益不合。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世界金融监管问题上呈现了以英美为一方，德国和法国为另一方的观念抵触。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心区国家内部的金融准则差异导致国家间利益抵触的或许。[31]

　　关于商场机制、强制机制和正式部分束缚机制的事例，拜见[英]克恩·亚历山大、拉胡尔·都莫、约翰·伊特威尔：《金融系统的全球办理》，赵彦志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56页。[57]